甘肃博物馆简介（甘肃省博物馆的十六大“镇馆之宝”）

甘肃省博物馆

坐落在黄河之滨的甘肃省博物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凭借甘肃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陇原大地留下的大量珍贵文化遗存，甘肃省博物馆拥有得天独厚的馆藏资源。馆藏珍贵历史文物、自然标本8万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686件(组)(含国宝16件)、二级文物2606件(组)、三级文物48164件(组)。汇集了甘肃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大量文化珍宝，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陶、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萃宝、古生物化石等珍贵文物独具特色。目前，向社会推出的展览有《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彩陶》、《甘肃古生物化石》、《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红色甘肃——走向1949》五个基本陈列，反映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

什么是国宝级文物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尤其以凉州(今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铜奔马)最具代表，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脚踏实地、勇敢创新、积极进取的伟大民族精神。馆藏文物通常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别的一级文物又分为甲、乙两个等次，而只有一级甲等文物，才可以称为“国宝”。

一件文物究竟是不是一级甲等，换言之是不是“国宝”，要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而且鉴定专家必须共同在场，至于鉴定时所持的标准，首先不是文物价值几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有了这一层意义，才能被认定为“国宝”。

甘肃省博物馆的16件国宝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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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奔马（东汉）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也同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这件青铜作品，作于公元220年前后，高34.5厘米，长41厘米。制作的铜奔马正昂首嘶鸣，举足腾跃，一只蹄踏在一只飞翔的燕子身上。造型生动，铸造精美，比例准确，四肢动势符合马的动作习性。从力学上分析，《马踏飞燕》为飞燕找到了重心落点，造成稳定性，使中外的许多考古学家和艺术家都叹为观止。同时它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脚踏实地、勇敢创新、积极进取的伟大民族精神。

02/

莲花形玻璃托盏（元代）

莲花形玻璃托盏，元代，出土于定西市漳县汪氏家族墓群之汪惟孝墓，盏高4.9厘米，口径8.9厘米，底径3.4厘米;盏托高1.2厘米，口径15.2厘米玻璃熔模压制整体呈普蓝色 晶莹润泽色泽纯正内含少量气泡不甚透明。分盏和托盘两部分组成。托平口浅盘状内凹折 八瓣莲花形边沿，平底。盏为花口由七瓣 上仰莲组成弧壁 有七条弧棱出筋 平底饼状假圈足。此件托盏造型华美完整成套 颜色高贵，是中国古代玻璃制品的瑰宝。

03/

鲵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

鲵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天水市甘谷县西坪出土，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小口、长颈、平底，腹上部有双耳，颈部有堆纹一圈。瓶腹绘黑色人首形的鲵鱼图样，一双短臂向外伸出，全身为斜格纹，尾部弯曲。

04/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元代）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元代，通高18厘米，直径11.7厘米，重249克。圆牌为铁质，文字为银质。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意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制作工艺精细。这面银字圆虎牌，是朝廷或者诸王公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所用的信物。

05/

彩绘木轺车（西汉）

彩绘木轺车，汉代，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马高88.2厘米，长78.8厘米；车高95.2厘米，长96.5厘米；俑高33.6厘米。由舆车、伞盖、御奴和马组成。舆车有双辕，双轮各有辐条16根。御奴跪坐，作双手持缰状，以黑、白两色勾出眼、鼻、及冠服。马用红、白、黑三色彩绘，头部有铜当卢、兽面饰衔嚼一副，颈上套轭。据汉代制度，此车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乘坐的车。

06/

彩绘木雕博戏俑（西汉）

彩绘木雕博戏俑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以其精绝的构思和卓越的雕技而享有盛誉，绘木雕博戏俑由两个跪坐老者和一棋盘构成。松木雕刻。一俑高29.1厘米，宽15.5厘米；一俑高26.7厘米，宽14.6厘米。棋盘长29.2厘米，宽19.3厘米。二人玩的是一种名为“六博”的游戏。匠师以简单明快的艺术造型，刻画了两位老者全神贯注的博弈，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对弈时蓄势待发的场面。

07/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唐代）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唐代，武威市天梯山石窟，坐佛高130厘米。全跌坐，圆髻广颐，长眉细目，嘴唇紧闭，右手扶膝，左手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梯形折出。沉思的神情，雍容的体态，流畅的衣线，表现出恬静的心境。彩绘虽已斑驳，但不掩盛唐时期佛像圣洁安详的神韵，同窟中的菩萨立像，身姿优雅，气度端正。左侧胁侍菩萨高183厘米。头挽垂环髻，发绺披肩，面庞圆丰，秀目微睁，神情超脱中又露严正。体着紧身束带天衣及贴腿长裙帔巾自肩部横垂两道于膝下，右臂曲举，左臂下垂。右侧胁侍菩萨高180厘米。发髻耸起，余发成三绺垂肩，曲眉丰颐，神情恬静，庄严而不失妩媚。左臂曲至胸前，右臂下垂。宽披帛自双肩垂落至腋下，羊肠裙层折贴腿，柔和的线条完全同丰肌秀骨的身姿相应合，影塑技术已臻完善。

08/

《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宋代）

《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宋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画面高182厘米，宽127厘米。画中心绘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并坐说法，上部绘“七佛”、“七宝”及仙山楼阁等。下部有十弟子、十二菩萨分列两侧供养。图轴绢地、敷彩，绘佛、菩萨和僧俗人众等110多人，人物形象生动自然。经变故事分列在说法图两侧，以经变画常用的连环画的形式展开，一个情节一幅画，共有15幅。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用山石分隔，每幅画的右侧或左侧都有墨书题榜，说明所画内容。是国内现存的幅面较大且有纪年的一帧绢本佛教故事画。

09/

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及石函（唐代）

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及石函，唐代泾川县大云寺出土，此套舍利容器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层层套置而成。最外层为石函，高42.5厘米，长50.5厘米，宽49.5厘米。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方形覆斗顶，顶上正中刻方格，格内刻“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阴文隶书，书法遒劲有力。第二层为铜匣，高12.3厘米，铜匣形同石函。通体鎏金，錾刻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质莲花，十二瓣，莲花中心镶一桃形银珠。盖与身之间背面安装二个银质合页，正面安装三个花瓣形银扣，挂鎏金铜锁钥。第三层银椁，高9.3厘米，长10.7厘米，宽8.4厘米。覆瓦式盖，通体錾刻缠枝忍冬纹，两侧各安装两圆环，底座呈长方形，四面有勾栏平座一周，空间镶嵌菱形花纹。第四层金棺，高6厘米，长7.5厘米，宽6厘米。形同银椁，棺盖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绿松石镶嵌成大莲花，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小莲花，莲蒂、莲叶均对称。银椁和金棺下面的垫座及四周贴有以五瓣梅为图案的织锦。金棺内有一檀香木小隔板。金棺内置一玻璃瓶，长颈、圆腹、平底，白色透明。内装舍利14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中间有人工所穿的小孔。瓶上盖古铜色丝质小帕。全套作品精巧华丽，光彩夺目，反映了盛唐时期金银器制作的高巧水平，也是佛教艺术的珍品。

10/高善穆石造像塔（北凉）

高善穆石造像塔，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子，年代为北凉。甘肃省博物馆资料显示，塔高44.6厘米，底径15.2厘米。材质为黑色砂页岩质，基座已佚。塔高44.6厘米，基座底径15.2厘米。黑色砂页岩质，塔基已佚。基座之上为八面形的塔基，刻出供养菩萨八身，七身立式，一身端坐莲台，各像左侧上角刻有八卦符号。塔基上为圆柱覆钵形塔身，塔身下部刻隶书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共三十六行。上顶瓶形覆钵，覆钵开八个圆拱龛，七个龛内刻禅定坐佛，一龛内雕交脚弥勒菩萨。佛像皆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后有项光，背光。菩萨着宝冠，袒上身，有颈饰，臂钏，下着裙，交脚坐，后有项光和“靠背”。佛座为矮平莲座。圆拱龛，有龛座，无龛楣。覆钵之上有七重相轮，顶端宝盖象征天穹，阴刻北斗七星。此塔为现已发现的中国模仿印度覆钵塔的最早实例。

11/

肃府本《淳化阁帖》（明代）

肃府本《淳化阁帖》，明代，高27.4—34.5厘米，宽36.5—40.7厘米，厚5—8.9厘米。淳化阁帖是北宋王朝编印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艺法贴，集宋代以前书法艺术之大成。不幸的是，此贴印数不多且刻版即毁于火，所以流传的少量贴本，后来成为稀世之珍。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封其第14子朱瑛为肃王，王府就设在兰州，同时赐他一部宋初拓印本淳化阁帖。肃王府一直视此贴为传代之宝，秘不示人。延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方由著名金石摹刻专家漫如玉、张应召主持，采用陕西富平所产质量特优的铜磐石摹刻，历时七载，完成两面刻文的贴石共144块。据我馆研究书法的秦明智、徐祖蕃两位老专家考证，肃府贴本的前8卷，确系当年北宋宫廷刻版的原拓，今西安碑林所立贴石，即据肃府初拓本重摹而成，“足见肃府本影响之大”。这套刻石是如今尚存的时代最早、质量最好、保存也最完整的一部淳化阁帖刻石。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为国家级文物，是甘肃省博物馆铜奔马之外的另一宗镇馆之宝。贴石逼真地再现了包括王羲之、王献之、张芝、钟繇、锁靖及欧、褚、颜、柳诸家在内的宋以前历代书法巨匠的精品，堪称我国书法艺术的一座宝库。同时，甘肃省博物馆还保留了一部明代翻刻的《淳化阁帖》拓本，被称阁贴中的“善本”。

12/

“白马作”毛笔（西汉）

白马作毛笔，汉代，1972年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长21.9厘米，径0.6厘米，笔头长0.6 厘米。竹制笔杆，端直均匀，管状中空，外表为浅褐色，包笔头处稍有收分，笔杆前端缚扎丝线并且髹漆。笔芯及锋呈黑紫色，外覆黄褐色狼毫。笔杆中部有阴刻三字隶书铭文“白马乍”。作为文房用具，此笔制作精良，在汉代纸张出现，与简牍并用的情况下，书写工具的进步必然促进书法艺术的繁荣，刻铭之笔，物勒工名，尤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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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简（西汉）

《仪礼》简，汉代，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简长51-56厘米，宽0.5-0.8厘米。木简顺置于男棺盖前端，分木质和竹质两种，共496枚，为甲、乙、丙三种版本《仪礼》共九篇。具体内容是：甲本为《仪礼》17篇中的7篇，并有经、记、传，共有简398枚；乙本仅存“服传”一篇和经、记、传，共有简36枚；丙本仅存“丧服”一篇和经、记，共有简34枚。简长约55-56厘米和51厘米，相当汉制2.4尺和2.1尺，是古籍记载当时抄写儒家经典的标准简长度。宽度约在0.5至0.9厘米间。正面打磨光滑。甲、乙本四道编纶，丙本五道。每简正面书字一行，甲本每简容60字左右，乙本每简百余字，丙本为竹简，每简20至60余字不等。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且书写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

14/

医药简（西汉）

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计木简78枚，每枚长23～23.4厘米，一类宽0.5厘米，另一类宽1厘米；出土木牍14枚，每枚长22.7～23.9厘米，厚0.2～0.6厘米。简牍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临床医学方面，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名、病因、病理的记载以及治疗方剂。方剂有“治伤寒逐风方”、“治久咳逆上气汤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岁携”等30多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药物学方面，列举了100多种植物、矿物药，并且详尽地记载了这些药物的制作、剂型及用坦雀枝药方法等。针灸学方面记载了三里、肺输、泉水等穴位及用针方法、禁忌等。

15/

《大般涅盘经·迦叶菩萨品之二》卷（唐代）

《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之二》，唐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经文首尾完整，有木轴，细帘纹黄麻纸，加蜡砑光。是一部宫廷写经。首题“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之二”，尾题“大般涅槃经三十二”。卷首下方题“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于右任敬观”。该卷“世”及“民”字已见避讳。墨书楷体，其书法端正严谨，浑穆古峻，字字珠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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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卷（北朝）

北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卷高27.4厘米，残长641厘米，纸单张长46厘米。白麻纸泛黄，用隶书缮抄《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泥洹品法句经》第三十九两品经文。前有剪截痕，仅存后半，起“闻如前不”，尾书“一校竟”。经文共65行，每行16字至30字不等。末有题纪二则:“升平十二年(公元368年)沙弥净明”；“咸安三年(公元373年)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名起”。记录了沙弥净明于升平十年和咸安三年的两次诵经记录，是所知现存敦煌文献中最早的经卷写本，书体显示了简牍书体向经卷书体过渡的字体特色，展现了“经书体”楷法初期的特有风姿。